“在片场我经常会偷偷哭，您当初是如何调试自己的？”

“女导演是电影行业的闯入者，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不再有哭的权利。我就是在不断地阐述、辩解、说服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而）眼泪真的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

1905电影网专稿 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李少红受邀作为嘉宾亮相大师班活动。现场，面对后辈导演的迷茫，同为女性的她给出了自己明确的答案。

作为较早一批“闯入者”，李少红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中走过青春，又从性别模糊的社会混沌中，用一部部“女性视角”的作品实现了创作者的自我觉醒。

如今，李少红将创作之外的更多时间，都用在了“青葱计划”。在这里，她感受到与自己这一代电影人截然不同的思想与态度：“这些青年导演对自己（和作品）的定位非常清晰，我觉得这是变化和进步。”

更让李少红感到惊喜的，是女性电影人在青葱计划中展现的影响力：在眼下已获得扶植资金完成制作的项目中，女性导演的作品占到了一半。“她们表达的欲望越来越强，声音也越来越被重视。”李少红说，“从现在来讲，我不再担心女性导演（数量）会少。”

行业“闯入者”：在觉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978年，原本正准备报考医学专业的李少红阴差阳错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学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特别的经历。一个班28个同学来自各个岗位，比如我印象中，田壮壮当时在上影厂当木匠。很多人都下过乡、扛过枪、扛过锄头。”

从意大利的新浪潮，到法国、德国的电影，亚洲、苏联的电影……整个世界电影史，贯穿了李少红的大学四年时光。毕业时，不少同学已经成为了独立导演——陈凯歌忙着他的《黄土地》，张艺谋叫大家一起去拍《红高粱》。

但李少红觉得自己还没到单打独斗的时候：“那时候我把田壮壮的活也接了，还留守在北影厂，做副导演，没有（自己）当导演的胆量。”

88年，李少红终于有机会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然而轮到她的项目，却是商业片《银蛇谋杀案》。“别的同学都拍艺术片，我的第一部电影却是商业片”，这样的不甘心，让李少红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银蛇谋杀案》剔除出自己的“处女作”行列。她自己更愿意将《血色清晨》作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而从《血色清晨》到第二部作品《红粉》，李少红也终于从创作中找到了内心女性自我的觉悟：“它一下子启蒙了我对女性电影创作的使命感，同时也是自己对自己的一次发掘。”

如今，无论行业还是观众，都越来越关注女性视角、女性题材。李少红坦言，自己这一代导演，在性别这一议题上，存在很长的一段“自我觉悟”的过程。她们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青春岁月走来，在被模糊性别的社会环境中逐渐认知、转变。而如今，女性可以获得更受尊重、更自由的表达方式，现在的女性电影人甚至可以在创作中更加强化地表达自己的性别。

在李少红参与的“青葱计划”中，有大量成熟的项目出自青年女性影人之手。这让她想到30年前，自己作为第一批出国，活跃在海外电影节的女导演，曾经被人科普在计划经济之外的世界范围里，女性导演的数量甚至不足20个。

如今，女导演开始出现回潮。这让李少红感到欣喜。但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行业中，她们依然需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在回答后辈女性影人的困惑时，李少红直言不讳：“女性是电影行业的闯入者。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没有哭的权利。当然，我自己也哭过，你在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所有人都质疑你，你的摄影师、你的演员……他的质疑声中肯定是存在性别歧视的。我就是在不断地阐述、辩解、说服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

票房≠电影：终端需细化 观众要找到自身需求

除了女性的身份，李少红创作之外的更多时间，都投入在“青葱计划”。

谈到创作中如何平衡、取舍商业性与个人表达的艺术性，李少红表示，青年创作者们需要尽早找到自己的定位。类型电影和作者电影是两个频道，这一点，她在拍摄《银蛇谋杀案》时深有体会，而这也是她们这一代导演在影片创作时总是出现自我斗争与矛盾的地方。

有观众提出疑问，为何许多艺术性很强的作品，却很难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收获更好的票房表现。李少红表示，这就是定位不够细化和明晰带来的问题。

“我曾经在巴黎待了整整一年，我印象最深的是整个欧洲的电影市场非常细分，类型片、文艺片、外语片，什么样的观众去哪看什么类型的片子，是有严格区分的。文化中心会针对艺术放映影院上一年的税收收入，查看是否有缺口，给予多少补助，国家是用这种方法来支持艺术片的。”

目前，我国电影的放映还全部处在同一商业渠道当中，在李少红看来，这也造成了观众眼中文艺片票房难以出现爆款的情况：“因为（商业渠道）不可能给你排太多的场次，所以造成了很多观众想看又找不到地方看的情况。”

在她看来，只有将市场细化清楚，才能摆脱用票房论证成败的现状。“比如《阿凡达》，我一定会在效果最好的商业院线最好的观影位置去看，类型片和文艺片的观赏需求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记得不要用票房衡量它。只有更早地细分（放映渠道），观众才能找到自己想看的各种类型的电影。”